教师的职责
（英）伯特兰·罗素撰
蓝旭 译
教书育人本来是个小行当，要有大本领，却只跟少数人相干。近百年来，这一行成了公共服务，规模庞大，举足轻重。转变之剧，较其他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教育的传统，从文明之初延续至今，居功至伟，厥德甚荣。如今，身为教师而对前辈理想心向往之，很可能会受到严厉警告，说为人师表的职责所在，不是传授个人心得，而是取雇主以为有用之信念与偏见而灌输于学生。教师向来有饱学深思之誉，大家以为听其言，便能善其事。古时候，教师还没有组织，教什么也自行其是。虽说也常因见解不合时宜而获罪，苏格拉底杀身成仁，柏拉图身陷囹圄，就都是先例，其说仍畅行于世，未尝稍衰。果然有志于教，谁不向慕著书立说以自致于不朽，胜过计较祸福寿夭？履行教师职责，当以思想独立为要务，因为教师的本分，便是尽其所能，以知识理性之涓滴细流，汇为公众意见之巨川。古人从教，大率行此志业，不任羁绊，偶有人君命之，众怒犯之，也不过时松时紧，往往难奏其功。及至中世纪，教育为教会所垄断，遂令思想停滞，社会裹足不前。文艺复兴起，重道之风复炽，教师因而也更为自由。诚然，伽利略以受审而尽弃其说，布鲁诺不免于焚身之难，彼此在未遭惩创时却已各立己说。大学一类机构，既多为独断者操持，鸿篇巨制于是多出独立学人之手。此情此景，英伦为甚，迄于十九世纪晚叶，卓荦之士鲜有与大学发生瓜葛的，只有牛顿是个例外。虽然身无教职，社会制度却无从干预其活动，也不能阻止学以致用。
当今之世，组织完备，因此也面临新问题。所谓教育，已是人人有份，主持者通常是国家，教会也时而担当此任。教师则大多一变而为政府雇员，奉命施教而已。主事者对年轻学生既知之甚少，更无直接接触的经验，所尊奉的教育宗旨，除宣传以外别无长物。处此情境，教师何以发挥所长，恪尽职守，殊费思量。
国家办教育自然是必须的，却也多有危险，亟需警惕。其罪行至巨，令人惊愕，已见于纳粹德国，如今又见于俄国。教条专断，思想自由之士自难心悦诚服，然而如不俯首，便无从教资格——罪恶泛滥，一至于此。但还不止于委身教条，更须容忍邪恶，慎言时事。字母表或乘法口诀一类，既无异议，官方教条倒也未必指鹿为马。就算这类内容，在极权国家，教来也只能奉旨不疑，只管养成恐惧、臣服、盲从的习惯便是，不容教师擅用其法，哪怕自谓可以事半功倍。只要所教所学不限于纯粹知识，则凡有争议之处，均须与官方观点一致。结果，纳粹德国和俄国的年轻人，都变得感情狂热，见地偏执，对国外世界一无所知，对自由讨论少见多怪，更不懂得对他们所持的意见提出质疑乃是无罪的。情形尽管很糟，却还不算最糟，一旦潜移默化的信条举世奉行，则大难至矣——中世纪的天主教便是如此。世界文化本是一体，现代独断论者却不予承认。德国、意大利、俄国、日本所推行的信条各各不同，而教导青年，无不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为至关紧要，于是乎，一国之民与他国之民毫无共识，一般文明的概念既付之阙如，好战与残暴便肆行无阻，竟无物可以羁而勒之。
自一战以来，文化国际主义日渐式微。1920年，我曾在列宁格勒会见一位数学教授，他对伦敦、巴黎和其他首府都很熟悉，又身兼多个国际大会成员。如今在俄罗斯，学人文士连短途旅行也难得获准，为的是担心他们有所比较，于本国不利。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的民族主义还不至如此极端，但处处都比从前更有力。英国有个趋势，是取消法国人教法语、德国人教德语的惯例，我相信美国也是如此。任命委职之际，考虑任职者的国籍甚于考虑其能力，是对教育的损害，也违背文化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理念。这理念本是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遗产，如今正湮没于新的一轮蛮族入侵，不是从外向内，倒是自下而上。
在民主国家，这些恶行尚未四处蔓延。领域不同，殃及程度也有浅深之别。但要承认，教育正有同样的情形，面临巨大危险，只有信奉思想自由的人随时警惕，保证教师免受思想和知识的束缚，危险才能解除。首先可能要明确，可以指望教师为社会提供怎样的服务。各国政府都认为，传授确定无疑的知识在教师本职之列，这点我也赞同。因为这确是其他知识的根基，在当今技术文明的时代，无疑也相当有用。现代社会须有数量充足的技术人员，才能保障机器设备运转无虞，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感到舒适，端赖于此。再者，如果有一大部分人不能读书写字，那也真是麻烦。所以我们全都支持全民义务教育。不过，掌权者还察觉到世上有些事情，大家有不同意见，有的合适，有的棘手，因此主张政府不妨借助教育灌输信念，培养思维习惯，以便统一意见。凡在文明国家，保家卫国一事，责在军人，也在教师，不容倚轻倚重。除非在极权国家，保卫家国也是可欲可求的事业，教育为此效力理所应当，仅凭这点是不该招致批评的。我们所要批评的，只是以蒙昧主义来保卫国家，并诉诸非理性的热情。一个国家如果值得保卫，这些办法就毫无必要。何况，越是对教书育人缺乏直接了解的人，越有可能采取这些办法。不少人相信，若要国家强大，便需统一意见，压制自由。此外又有一说强聒不休，说民主只会使国家在战争中吃亏。殊不知自1700年以来，每一场重要战争的获胜者，总是较为民主的一方。坚持以偏执义理统一思想的国家，比起自由讨论、容忍异见者，更常遭致灭顶之灾。世上独断论者自谓真理在握，却总相信，大家如果获准兼听异议，便要误入歧途。这种见解向来只导致厄运：要么是一批独断家征服世界，禁止任何新思想；要么更糟，是敌对的独断家分疆割据，传播彼此相仇的教义。前者可见于中世纪，后者可见于宗教战争，如今又死灰复燃。前者不过令文明停滞，后者更有彻底摧毁文明之势。为抵制这两种情形，教师应该成为主要的卫士。
组织严密的政党大义，显然是当代社会最大危险之一，如果取民族主义形式，将导致国际战争；如果取其他形式，将导致内战。教师的天职，是超然于政党之争，努力养成青年公正探索的习惯，引导他们在判断时择善而从，避免为表面价值所惑而信从一偏之见。教师没有义务迎合偏见，无论这偏见出自乌合之众，还是公卿大夫。这一行的职业道德，是做好公正裁断的准备，引导论争进入冷静科学的调查研究。研究结果假如使某些人感到不快，教师应得到保护，免为仇恨所噬，除非可以证明他不过在散布谎言，投身虚假的宣传。
但教师的职责，岂止为眼前争论降温熄火。他更有积极任务在肩，这任务他要能自觉担当并为之鼓舞，否则不足为良师。较之社会各阶层，教师更应是文明的守护者。他们应该洞悉文明为何物，并渴望向学生传授文明的态度。既如此，便须回答这一问题：是什么构成了文明社会？
这问题会有很多人从物质的方面来回答，说一个国家，如果有很多机器，很多汽车，很多浴室，如果旅行便捷，就是个文明国家。在我看来，现代人未免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了。究其实，文明之要义在心而不在身，文明并不指生活中的物质工具，而是一半关乎知识，一半关乎情感。就知识而言，人须领悟天高地广，亘古无穷，相形之下，自身与当下环境只是须臾一瞬，至为渺小。他要能懂得，本国不只是亲切的家园，也是世上众多国家之一，懂得万国平等，彼此的国民都有生活、思考、感觉的权利。他要能联系过去和将来，来了解自己的时代，懂得当前的争论在后人看来可能不可理喻，一如今人看古人那样。放宽眼界，还应该对地质纪元的幽渺难寻、天文尺度的浩瀚无垠有所会心。但他明白，这倒不是压垮个人精神的负担，而是引人遐想的全景，足以开阔胸襟。至于情感，人若想真正文明，也须有相似的心胸气魄，不为一己之私所藩篱。人生一世，时而幸运，时而不幸；一时慷慨大方，一时贪婪小气；有时刚健英勇，有时又卑躬屈膝。若能视生命之旅为浑成一体，就总会有些东西跃然而出，值得钦佩赞赏。有博爱之人，有大智之士，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世界，又有敏锐善感的心灵，开创美的天地。此辈所养正气，浩然凛然，价值远在源远流长的残忍、压迫、迷信之上，其才情所及，已使人类生活焕然改观，使野蛮和残暴不能世世相传。至于不能钦佩欣赏之事，文明人也总愿先去理解，不是动辄问难；即使邪恶当前，他宁愿寻讨其中与个人无关的原因，连根拔除，而不愿仇视为此裹挟的个人。凡此种种，都是为人师表应有的胸怀，若有此等胸怀，托他照料的青年也会得到熏陶。
真正的良师对学生怀有热情，他择善固执，而且渴望薪火相传。这却不是说他的态度与宣传家相仿佛。在宣传家看来，学生只是预备军人，为外在于个人生活的目标服务。诚然，世间慷慨大义总是超越一己之私的，但宣传家要满足的，只是不义的特权和暴君的权力。宣传家从不希望学生纵览世界，自由选择值得追求的目标。他只渴望像园艺家那样，培植、扭曲，以满足自己的目的。他阻挠自然的成长，摧毁盎然生机，代之以嫉妒、乖戾和残忍。人本无需乎残忍，但我处处看到幼年时期所受的阻挠足以养成残忍的性情，为害之烈，莫甚于扭曲善良天性。
热衷于压抑和迫害，向来都很常见，当今之世只是予以充分证实而已，二者却不是人性中无法避免的。相反，我相信这只是某些不幸经历所致。所以教师还有一项职责，是要带领学生眺望远景，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不仅有用，而且本身便是赏心乐事，借以释放活力，也免得因为丧失了快乐而养成一种欲望——要剥夺他人的快乐来填补。以幸福为生活目标，许多人不以为然——无论是自己的幸福，还是别人的幸福。大家很可以疑心这类想法只是出自醋意。为公共目标放弃个人幸福，是一回事；把普遍幸福看得无关紧要，是迥然有别的另一回事，却经常以英雄主义的名义来进行。取这一立场的人，总有几分残忍，其根基也许是无意识的嫉妒，而嫉妒的源头通常可见于童年或青年时期。教育者要能培养出成熟的人，使之免于这类心理悲剧，而不致汲汲于剥夺别人的幸福，因为他们自己的幸福也没有被剥夺呢。
今天有许多教师不能尽其所长，这有多方面的原因，其中有些多少带偶然性，有些是根深蒂固的。现在先说前者。多数教师都在超负荷工作，不由自主地训练学生应付考试，而不是培育自由的心智。不懂教育的人——主持教育的当局几乎都在此列——不明白教育需要付出多少心力。牧师何尝奉命每天传教几个钟头，类似的要求，却对教师提出来了。结果，很多教师精疲力竭，紧张不堪，没有机会接触所教学科的最新成果。他们自己就不能汲取新知、获得治学的乐趣，又怎能鼓舞学生？
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。在多数国家，总有某些意见获准为正确，而另一些被指为危险。教师如果有不正确的看法，就该三缄其口，否则便是“宣传”，而宣传正确的观点，倒算是教得好。年轻人向来爱刨根问底，结果只好去课堂之外寻找当代最有活力的思想。美国有一门课程，叫“公民”，差不多比所有课程都更希望教师误导学生。从这门课上，学生所得，是公共事务怎样运转的完美样板，至于实际上怎样运转，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学生知道。等他们长大成人，了解真相，最常见的后果，是彻底的犬儒主义，丧失一切社会理想。其实只要在他们年幼时，谨慎地教他们明白真相，辅以恰当的评论，本可以期望他们诛伐邪恶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只是耸肩默许。
制订教育方案的人所犯下的罪孽之一，是以为谎言也有教化价值。有人因为真相“缺少教育意义”，就在教学中隐瞒真相，我倒认为，只有痛下决心，决不这么干，才有望成为良师。保护无知以培养美德，是虚弱无力的，只要一碰真相，就会前功尽弃。世上有许多人值得敬佩，教导青年懂得他们的可敬之处，是好的。但要掩盖流氓的恶行，以教导青年敬佩流氓，可就不妙。据说一五一十道明真相，会导致犬儒主义，如果真相突如其来，引起震惊和恐惧，也会如此。照我看，如果真相来得循序渐进，又恰如其分地引导学生了解什么是善和恶，如果这一切出现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，并为追求真理的愿望所鼓舞，就不会有这种效果。无论如何，趁年轻人还不会鉴别真伪就对他们撒谎，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。
如果我们还想保存民主，就该承认，教师应努力在学生中培养的品格，莫过于宽容。只要还愿意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，就不能没有宽容。世上尽有风俗习惯与我们迥乎不同的人，对此而恐惧之，厌恶之，大概是人性中自然的冲动。蚂蚁和未开化的野蛮人，都会置生客于死地。从来不曾背包旅行或神游四方的人，最难容忍异邦异代的奇风异俗，也最难容忍其他教派和政党的古怪信仰。不能宽容，起于无知，与文明背道而驰，也是我们这熙熙攘攘的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。教育制度应该设法来矫正它，但迄今为止，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。在所有国家，民族主义情绪都受到鼓励，所有国家的学童都获得这样的教导，而且深信不疑——其他国家的人民，无论在道德上，还是智识上，都不如自己的国家。其实，孩子们只不过碰巧生于斯，长于斯而已。集体歇斯底里，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疯狂、也最残忍的，却受到鼓励，而不是抑制。年轻人受鼓励去相信他们耳熟能详的；多少有些理由可供信赖的，倒该闭耳塞听。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的，不是教师，因为他们没有自由，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教书育人。是他们最能洞悉青年的需求，是他们在日常接触中最在意青年，但决定教什么、怎么教的人，不是他们。学校教育，应该比现在自由得多，应该免于官僚和偏执狂的干扰，获得更多自主的机会，争取更完整的独立。当今世界，没有人会赞同医生在照料病人时听命于外行的权势，除非悖离治病救人的宗旨，自当别论。教师是另一种医生，旨在治疗幼稚病，但是当他要根据经验，来自主决定什么方法最合于这宗旨时，却不获准许。有些历史悠久的大学，凭藉隆重声望获得了实质性的自主，然而绝大多数教育机构深受束缚和控制，而那些干扰教育的人，其实不懂教育。我们这世界既已组织完备，要想避免极权主义，唯一的办法，是为履行公共服务的团体争得相当的独立，在这些团体中，教师理应首当其冲。
教师只有受内在创造力驱策，自谓独立不倚，摆脱权势羁绊，才能尽其职守，此与哲人、文士、艺术家殊无二致。现代世界却难有个人容身之所。即使贵为极权国家总裁、工业国家富豪，也不过混碗饭吃，保持精神独立却越来越难。组织的力量无所不及，芸芸众生但凡要营生谋食，就不能不受挟持。这世界要是还想受益于高明的心智，就该找到些办法，为他们留下余地和自由——就算身在组织之中。需要对掌权者尽量加以限制，需要明了有人必须获得相当的自由。文艺复兴时，教皇对艺术家还能这样考虑，当世强人对尊重杰出天才却似乎更觉为难。这时代有种狂躁的气息，对文化的美好成果怀有敌意。一般人满怀恐惧，所以也不愿容忍自由，他们自己就不觉得需要自由。大概我们先要指望这时代稍稍心平气和，才谈得上文明的要求压倒政党大义的要求。同时，重要的是，最少总得有人认识到组织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。凡制度总该有些空子，有些例外，不然的话，终会悉数毁灭见识卓异之士。
